中国人强大的中庸主义文化传统、不偏不倚的处世之道，以及“过犹不及”的价值判断取向，决定了平衡哲学对中国人影响至深。这使得中国人在进行选择和决策的时候，常常是以平衡之道作为首选之策的。

比如，知识分子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常常需要做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种平衡，既要考虑“庙堂之高”，也要考虑“江湖之远”，还要平衡好人生不同阶段的“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的不同追求。平衡是中国人铭刻于骨子里的价值追求，利益的平衡、人际关系的平衡、面子和里子的平衡、台面上下的平衡、内外的平衡等等，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为了追求平衡，中国人只能长袖善舞、处事圆滑，并以圆融和不得罪人作为美德。但缺点也是明显的，为平衡和兼顾，常常牺牲道德和原则的刚性，弹棉花、打太极、踢皮球是拿手好戏。在内政方面，很多领域追求“摆平就是水平”；外交方面，追求睦邻友好、和平共处，背后依然是平衡的价值追求。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和社会如中国这样有根深蒂固的平衡主义文化传统。

再以疫情防控工作来说，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初期，当时以切断新冠病毒的大规模传染为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在度过了最为紧急的最初阶段之后，平衡的思维模式开始慢慢占据上风。我们看到各地的疫情防控方案，常常提到最大限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说法。“统筹”的思维，就是平衡的思维，迄今为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防疫抗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中国作为大国，尤其在今天深度融入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时代，过于复杂的内政外交和疫情演变形势，常常使得平衡的哲学和平衡的追求失去了转圜的余地。为了更好做好决策，服务于现实，“平衡”的文化可能需要完善一点，适当融入一点“权衡”的思维，也就是“两者相权，取其轻”的思维。在决策的时候，如果无法确保平衡、无法兼顾两方面，那就只能选择后果较轻的那个决策。

今天，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级领导常常需要面对复杂形势进行复杂决策，在复杂甚至是混沌的局势下进行理性的决策，面临的决策风险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提建议的人成千上万，但是承担决策后果的却只有少数人。每一次决策都左右为难，但是又必须拿出决策，犹如在技术演化路径多元的时代点亮“科技树”，点对了，就一通百通；点错了，可能就此进入死胡同。这就使得我们传统的平衡决策的余地，愈来愈逼仄了，甚至常常被形势逼到墙角，无法平衡、无法转身，或者决策如同打开盲盒。因此，在这个时候引进权衡思维，也就是“两者相权，取其轻”的决策方式，或许有助于更好决策。面前摆着多条道路、多种可能性，只能选择一条后果不那么严重的那个方向。

“二十条”优化措施的出台，其实可以看做是从“平衡”思维向“权衡”思维转变的一个结果。比如，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将风险区由“高、中、低”三类调整为“高、低”两类，两个规定都取消了“中间”状态；强化重点机构、重点人群保护，而不再是不计成本地全员防护；全面摸排社区常住人口基础信息，掌握空巢独居老年人、困境儿童、孕产妇、基础病患者等重点人员情况，建立重点人员清单、疫情期间需求清单，等等，就是将原来追求全面的普遍的防控，转为重点人员的防控和保护，这就是“两者相权取其轻”的决策思维，也就是说，只要将重点人群进行保护好，后果就不会那么坏、那么严重。

需要看到的是，在“二十条”优化措施出台后，我们面临的形势反倒更为复杂了。这不是新冠病毒变得复杂了，而是社会心态变得更为复杂了。这就使得眼下各级领导面临的疫情防控的决策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充满挑战。今天的防疫形势，存在中央、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大众之间三方博弈的局面，社会上的舆情对此也是吵得一团麻，决策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在前文提出过，“二十条”出台后，不同的人群出现了不同的看法，由此导致了冲突。因为人们对于社会未来的不同想象，决定了人们不同的社会行动，以及对于未来是保守还是开放的看法。那些认为疫情形势在改善的人群，会倾向于防控在放松；认为疫情形势并未显著变化的人群，会倾向于认为距离放松尚有差距，防控不能马虎。尤其是基层的群众，对于形势的估计相对保守，依然支持地方政府实行相对严格的防控政策。从石家庄的现状能够看出，在政府“告市民书”提出“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人们反倒变得谨慎了，尽可能待在家中，更遑论上学、上班。这样一来，少数“自由分子”遭遇“保守主义者”，街头就常常出现冲突。

从现实看，近日不少地方都出现了这样的冲突性场景。如广州海珠区两位女子反绑跪地事件、银川市兴庆区搜身跪压事件、郑州金水区“外来人员格杀勿论、就地正法”的喇叭喊话等。这种冲突场景的背后，其实是对疫情的现状持不同看法的两方的冲突。

眼下这种复杂的社会心态，以及各种冲突性的观点，使得各地各级政府在面对疫情防控决策的时候，需要面对空前的难题。更何况，中央开始调查“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的现象，此前的各种强硬防控的做法已经很难持续。经济的下行压力，也使得各种过去的做法弊端重重，一封控就封一条街、商业活动就此冰封的做法，已经不得人心，而且经济已经经不住这样的折腾。

再从国际上来看，世界各国的“躺平”、放开的场景冲击着国内的社会心理，不少人对于放松的要求更为迫切。可以说，在“二十条”出台至今，中国社会围绕疫情防控走向以及决策后果，面临着迄今为止最为激烈的争论和博弈。正如网络有个说法，这个冬天有可能面临最为困难的防控形势，但是也可以说，这种困难的形势，既是决策面临的困难局面，也是一种危机的局面，危机之中必然蕴藏着转机和机遇。

在这种情况下，“平衡”的传统决策思维看起来困难重重，可能需要探索“权衡”的决策思维模式，也就是各地各级政府的决策者，在面临如此复杂的决策形势的时候，需要进行综合的权衡：采用哪种决策带来的后果较好？哪种更坏？或者说，哪种决策带来的后果不那么严重？在更为复杂的形势下，“最优”的决策已经很难出现，只有“最不坏”的决策。这其实也是一种底线思维。

以中国当下各个地方领导干部的社会治理智慧来说，不少地方在实践中，其实已经在进行“权衡”式的决策思维，但是，如果上面出台的政策和指导性文件依然坚持“平衡”的决策思维，这就会约束各地和基层的做法，使他们放不开手脚，不能进行“权衡”决策，作出科学的可持续的决策，甚至还有可能被认为以“权衡”破坏“平衡”，那就会导致“一刀切”、层层加码的做法阴魂不散，“二十条”的优化措施也很难执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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